余应桂：赤胆忠心保社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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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 鄱阳湖之滨的都昌，自唐高祖武德五年（622年）设县，至今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孕育了余应桂等许多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人。
　　余应桂，字孟玉，号二矶，生于万历十三年（1585年），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年）中进士。历官武康（今浙江德清）知县、龙岩（今福建龙岩）知县和海澄（今福建龙海）知县，后官监察御史、湖广巡按、湖广巡抚、兵部左侍郎、三边总督等职。一生为官清正廉明，深受百姓拥戴。《明史》有传。
　　一心为民 百姓为其立生祠
　　明朝末年，各种苛捐杂税和官吏劣绅的暴敛盘剥，让百姓苦不堪言。余应桂青少年时期因家庭贫困，深受里役倾家之害。因此，初入官场的他，便立志废苛税、除污吏。
　　余应桂入仕初任浙江武康令，仅半年时间就调任龙岩令。龙岩地处闽西，土地贫瘠，老百姓生活非常困苦。余应桂到龙岩任职后，不辞辛苦，四处察访民情。当发现豪胥吏贪酷作歹，残暴害民时，立即大刀阔斧地重加清厘，合法的纳入正税，不合法的即以清除，贪污的不但要退赔，而且要加息上缴。此举受到龙岩百姓的热烈拥护和欢迎。
　　当时，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的，还有“耗羡”。所谓“耗羡”，就是地方政府在正税之外增加的部分，主要用于各级官吏中饱私囊，而且这种“耗羡”的私派毫无定制，有的借军兴而私加，有的借增饷以擅派，有的因工程修筑而巧立名目，有的借解运税粮而加倍征收。余应桂闻知后，即下令禁止。
　　余应桂的这一举措，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，但却堵住土豪猾吏生财之道。处在黑暗的封建王朝，余应桂这样做，无疑需要很大的胆量和勇气。为此，清《海澄县志》人物卷中为其立名宦传，称赞他是一个清正廉明、受百姓拥戴的县官。
　　余应桂在福建为官，离江西都昌老家千里之遥，但他不带家眷，不用仆人，生活自理，日所餐者多食番薯，不去皮。生活如此俭朴的他，却将俸银捐献用于建造海澄军事防御工程，筑铳城，建腰墙，聚民众，利兵器，海寇久攻不能入，民赖以安。清《海澄县志》记：“余公莅任三载，不挈家眷，无仆婢供朝夕，日所餐者多用番薯，曰适口耳，或啖不弃皮，其廉介又不可及矣。”
　　从福建龙岩到福建海澄，历宰两县有政绩。余应桂的官声和人品得到了百姓的赞颂。为此，龙岩、海澄两县的百姓，都自发立生祠纪念他。
　　清廉耿介 敢与权贵作斗争
　　据《明史》记载，余应桂离开海澄后，又历任陕西道监察御史、湖广巡按使、兵部左侍郎掌尚书印，在任期间勤政务实，且正直敢言，敢与权贵作斗争。
　　周延儒是崇祯初年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后升任内阁首辅，权倾一时，炙手可热。此人性格警敏，善伺旨意，深为崇祯器重，然实时论所非。余应桂则大义凛然，连上数道奏疏，弹劾周延儒罔上行私，贪邪倾险之状。第一道奏章劾周延儒收受孙元化参貂白银，又受杨鹤重赂。因当时崇祯皇帝正宠信周延儒，余应桂受到了崇祯的严厉斥责。后来，余应桂又以孙元化贻祸封疆，皆周延儒曲庇所致，重上奏疏，矛头直指贻祸的根源周延儒。崇祯皇帝大怒，将余应桂降级三等，余应桂只好以养病为名辞官回归都昌老家。在奏疏中，余应桂义无反顾，文笔犀利，义正词严。
　　崇祯十六年，周延儒率军驻通州，因胆怯不敢出战，唯与幕僚日夕饮酒娱乐。但等到敌兵退去之时，他却谎报军情，冒功领赏。事败之后，连一向言听计从的崇祯皇帝也不能容忍，令其自尽以谢天下。权倾朝野的周延儒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与周延儒贪婪倾邪相对应，余应桂在为官任上，却把金钱看做身外之物，一贯清廉耿介，不为子孙置恒产。
　　故里留记 推崇士子高洁品行
　　余应桂中年为官于外，在故乡的时间不多，但对家乡的故土却有着深厚的感情，有着无尽的眷恋。第一次被降职三等时，他就毅然以养病为名回到故乡。回到都昌后，他十分关注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公益建设。
　　清代同治版《都昌县志》十一卷·文录上刊载有他的九篇遗作，其中有五篇是为故里公益事业而作的，从崇祯五年开始到崇祯十三年为止，时间上跨越八年之久。如“钱公桥碑记”、“革除巡拦抽税碑记”、“重建新开寺记”、“改建儒学于小南门外碑记”、“杨侯鼎建县堂碑记”等，这在宋元明清的都昌文人先贤中是首屈一指的。对于地方公益事业，对于修桥补路、新建县衙、减轻赋税、改造学堂、重整寺庙等善举，余应桂莫不双手过额，称赞不已，乐于为之作记以广流传，以存后世，为故乡保存了一份值得后人珍视的文稿。
　　余应桂还作有《陈侯澹庵荣觐序》一篇，时间是崇祯六年（1633年），序中写道：“士则不然，双眸可以镜廉污，寸舌足以变黑白。高者以文艺为媒，卑者以趋媚为的。狡者以保留延誉为捷径，愚者以珥笔佐证为膻途。故令虽无求于士，而士则不能无求于令也。令若有求于士，而士之求益无量矣。”又说：“无求之心其心正，无求之目其目明，无求之感其感笃，盖以侯之为都也，其心如水，其政如春。其待士也，正已以树型模，较仇以广磨砺……”这饱含哲理的话语，代表了余应桂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，以及对士子高洁品行的推崇。
　　力挽狂澜 抗清被俘惨遭杀害
　　余应桂所处的晚明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。此时的明王朝，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，已成强弩之末。内有李自成、张献忠的农民造反，外有后金王朝和海盗倭寇的不断侵袭。大厦将倾，崇祯皇帝却刚愎自用，猜忌多疑，朝中忠勇之士，或被冤杀，或被牵制，或弃之不用。余应桂就属这样的忠勇之士。
　　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，余应桂被重新起用，巡按湖广。他到任之后，捐赎锾十余万两，用以招募壮士，修缮城池，打造兵器。不久，余应桂又上了一道《请蠲驿递加派及生员优免疏》。疏中说：“上有轻徭薄赋之恩，而后下多洁已爱民之吏。使饷皆饱兵，兵皆堪战，何乱不除，安用新加……”他的这些诤言，切中时弊，言之成理，虽曾一时被朝廷采纳，却终究无法挽回明王朝的衰落。但他那安邦定国之策与拳拳报国之心却是有目共睹的。他曾多次遭到政敌的弹劾和诬陷，或去职罢官，或被捕下狱。虽历经磨难，但初衷不改。
　　崇祯十六年，兵部尚书孙传庭战死后，经朝中大臣举荐，崇祯皇帝任命余应桂为三边总督。余应桂在面见崇祯皇帝时以无兵无饷哭泣告之。但崇祯皇帝只遣随军千人护行，给银万两，银花四百，银牌二百作为军前赏功之用。余应桂迫不得已，只得起程。
　　到黄河边上时，李自成已拥有百万大军，占有陕西、山西、河南的大部分。余应桂赴任无地，逡巡不敢轻进。崇祯再次迁怒于他，责以逗留之罪，并将他罢官。然而，后继之官李化熙迫于时势，也不能前进，可见非应桂之责。清顺治五年，金声桓、王得仁叛清复明于江西，余应桂举兵响应于都昌，终致战败被俘，押解到南昌惨遭杀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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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余应桂（1580年—1649年），字孟玉，号二矶，江西都昌人。生于万历十三年（1585年），耕读世家，万历四十七年已未进士，天启六年授福建龙巖县令，崇祯元年授海澄县令，清廉自守，“吏事精敏，下不能欺” 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授御史，七上弹劾首辅周延儒，下狱后继续纠劾。崇祯七年，出任湖广巡按，后为巡抚，镇压农民军，熊文灿上疏弹劾应桂“破坏抚局”，受杨嗣昌诋诬，被逮下狱。崇祯十六年，潼关失守，起为兵部右侍郎，出代孙传庭总督陕西军务，发帑金五万，行至山西，徘徊不前，被革职，由陕西巡抚李化熙升任，后家居都昌。清顺治6年（1649年），起兵都昌反清，招致石光龙旧部练为水军，败于落星湖，清兵破都昌，不屈而死。《明史》有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