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至今未踏上都昌之土的人，却与都昌缘份不浅。年少时读东坡先生《过都昌》诗「鄱阳湖上都昌县，灯火楼台一万家」，算是记住了这个地名。东坡先生视觉所见，代我一览万家灯火楼台的天际线，神游宋时都昌之繁华。
后以诗词、古籍版本就学于胡迎建先生（都昌胡雪抱之裔），听其言都昌诗风之盛。及三年前与陶瓷鉴定专家都昌詹永平先生在电视台鉴宝，继又同为都昌王东林先生聘作研究员。
近期看都昌文化界热闹非凡，一是发现都昌县及曹孝庆为曹雪芹南宋祖居地与祖先，算是前代攀了后代，沾了红学之光；二是研究赣县陈任中（蔡元培连襟）时发现，原来其妻黄世维与都昌黄仲玉（世振）为姐妹，算是一段花边大白。又见网民热议都昌将拆除黄仲玉故居，正欲提笔一倡，恰遇都昌广文先生，遂慷慨呼吁。先生笑言:「安矣」，并述其间惊心动魄之过程，崇文护古之情溢于言表，此所谓爱在乡梓也。
文化因自信而守望，而传承，而弘扬，方得以复兴。我就复兴地方文化与先生闲叙，都昌文化累积千年，至宝无数，何须续红楼之貂，拾人牙惠。梁园虽好，终不及吾乡之星凤楼也。
众所周知，中国书法巨星非「二王」莫属。王羲之书写的《兰亭序》，既使千古一帝李世民也要连蒙带骗才得手，死后带入昭陵。他老人家既不愿与兰亭分离，我们就只能看到摹本与拓本了。摹本称为「神龙本」唐代冯承素所摹（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）；拓本称为「定武本」唐代欧阳询所摹（仅剩三本，最善本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）。这种只能「拓赐近臣」的宝贝无法众乐乐，只能小圈子玩赏。学习书画最根本的就是「传移摹写」，常跟臭棋篓子下棋永远成不了高手。没有好教材，学习水平怎能提高，中国书法领域的学术资源为唐代皇室所垄断。
宋朝初期，历经了晚唐、五代之乱，整个社会文化事业遭到严重破坏，尤其是书法艺术，饱受摧残。具体的表现：一是国民书法整体水平低；二是偌大一个国家，立朝近百年，没有几个像样的书法家。现在我们说书法，仅仅是作为一种视觉观赏艺术，一个艺术品类。当时的情况可不一样。当时因为没有现代化的印刷、传媒工具，是被当做政治家、国家公务人员的一种重要职业素质来看待的。一个王朝书法水平如何，不但关系到国家文明水准、王朝尊严，还与国家的行政效率、管理水平相关联。面对这样一种局面，文化界很多人都不满意，欧阳修、苏轼、直到后来南渡的宋高宗，都曾对此抱憾。欧阳修说：「书之盛，莫盛于唐。书之废，莫废于今」。宋高宗赵构更批评「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，殊乏以字画名世；纵有，不过一、二数，诚非有唐之比。……书字之弊，无如本朝，作字真记名姓尔」。
另一方面，我国的书法艺术，长期以来主要靠笔法授传，结果从汉末、魏晋一直到唐五代，无论杜度、崔瑗、张芝的草书流派，抑或蔡邕、钟繇的隶书流派，还是「二王」、张旭的流派，书艺笔法一直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授传。以父传子，舅传甥，师传徒，外人要想得到书艺笔法的真髓，几乎不可能。而这种狭隘的笔法授传方法，经过五代的战乱，到了宋代濒临中断。宋代苏轼说：「自颜、柳氏没，笔法衰绝。」王旦说：「五代以来笔札无体，钟、王之法几乎绝矣。」朱长文说：「下至五代，天下罹金革之忧，不遑笔札。……盖经五季之溃乱，而师法罕传，就有得之，秘不相授，故虽志于书者，既无所宗，则复中止，是以然也。」大书法家黄庭坚也认为：「近世士大夫罕得古法。」
宋太宗赵光义本人喜好诗赋，宋朝重教之风因而展开，在北宋淳化三年（992）做了一项文化工程，把包括历代帝王、名臣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，共420篇作品，刻在枣木板上。用顶级印刷术，拓印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高级的书法教材《淳化阁法帖》。《淳化阁法帖》在辑刻过程中，采用「罢黜百家，独尊二王」的方针，凡与二王风格相异者，一概拒之门外。十卷《淳化阁法帖》，「二王」独占了五卷。总共四百二十帖中，「二王」的帖数是二百三十三，占了总帖数的55.25%，超出半数。编集《淳化阁法帖》是大宋王朝为繁荣书法艺术、推动文化事业发展而采取的一项「政治举措」。大宋王朝用王羲之作品征服了世人的同时，更借崇扬「二王」书法、推重晋代书法，来弘扬帝王正统观念。这才是崇显「二王」的真实目的，因此也被称为中国书法的「法帖之祖」。基于皇室的文化垄断观念，宋太宗印得很少，只赏赐给皇亲国戚和中书省、枢密院大臣每人一套。况且这么大部头的教材，又是官刻，成本极其昂贵。虽然比起前代，受益人稍多了些，但资源仍然被皇室控制。
在严密的封锁下，53年后的庆历五年（1045），江西吉安人刘沆，首为天下先，率先打破垄断，在长沙做太守时，以《淳化阁帖》为底本，刊刻了中国第一部私刻法帖《潭帖》十卷（又名《长沙帖》）。从此开启了官帖私刻的先河，使得「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平常百姓家」。从北宋中期起，人们要学书法，便拜帖为师，临帖学字，靠自己的摸索以师承前人笔法。使唐代以求笔法为重点，转为以临帖为要务。于是临帖、刻帖，成为后世千年，中国书法昌盛的重要条件。
南宋宝庆元年（1225），退休还乡都昌的兵部尚书曹彦约（曹雪芹南宋祖先曹孝庆的叔祖父）在皇帝敕建的星凤楼，将《淳化阁法帖》精选大部份，再加上自家珍藏和收集的名帖名刻，开始筹备一项中国书法史上的浩大工程。而这项艰巨工程至少要到一十三年后，也就是曹彦约离世十年后的嘉熙戊戌（1238），才在他儿子曹士冕手中竣工，由此诞生了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《星凤楼法帖》十卷。《星凤楼法帖》是在《淳化阁法帖》为蓝本的基础上，增加了一些其他帖和刻石的内容，如帖中的王献之书就是属翻刻单炜的襄州刻石，明代王世贞《王氏书苑》说它：「虽以众刻重摹而精善不苟。」元代陈绎曾《翰林要诀》则说其「工致有余，清而不浓，亚于《太清续帖》也。」
那么，让《星凤楼法帖》居于亚军的《太清续帖》，是什么来头？
北宋大观三年（公元1109年），即《淳化阁法帖》问世117年后，宋徽宗赵佶因为皇宫珍藏的《淳化阁法帖》印板，年代久远，且板已皴裂，不能拓印（一说是遭火焚毁），命蔡京重新镌刻，称为《大观帖》，又因刻于内府太清楼，所以又称为《太清楼帖》。《大观帖》刊刻时，正值北宋经济繁荣时期，百工技艺均极纯熟，「文艺皇帝」宋徽宗本人又精通书画，对刻工要求十分严格，所以评论者认为水平超过了《淳化阁法帖》。而亚军《星凤楼法帖》的品质与地位，可见一斑。
当我们赞叹曹家父子两代人十三年的成果时，却未想到，人家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这仅仅是曹家人的开端而己。仅一年后的淳��六年（1246），曹士冕的研究专著《法帖谱系》问世，成为中国法帖研究的开山之作。其权威性在中国帖学史上的地位，犹如世人谈儒学必言「子曰」，而谈帖学则必称：「《法帖谱系》云」。
八年之后，家学、家风的血脉又唤启了曹之格（曹彦约之孙、曹士冕之子侄、曹孝庆之兄），他虽然官至宣慰使，却不攀附「贾党」（贾似道），亦不坐享父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余荫。愣是在南宋宝��二年（1254）至咸淳五年（1269），穷十五年之功，刻成《宝晋斋法帖》十卷。「宝晋斋」是宋代四大书法家「苏黄米蔡」之一，米芾的专用斋号，殊不知米芾原藏只有三种晋帖，其他均为曹之格以家藏汇刻，并将米芾父子手迹刻入，使「米字」得以光大。之所以没称为《星凤楼续帖》，是有向先贤致敬的意思。《宝晋斋法帖》主体与《星凤楼法帖》一脉相承，大部份刻石的底本，均直接翻刻《星凤楼法帖》，故有「星凤之子」之说。元代陈绎曾《翰林要诀》说：「今佳帖难得，学者赖此得见晋唐人仿佛耳」，可作为《宝晋斋法帖》的注脚。
五百年后的乾隆皇帝于1747年编刻了《三希堂法帖》，收录他收藏的历代书法珍品。直到近代我们才发现，《晋宝斋法帖》中米芾所临王献之《十二月帖》，其实是乾隆视若拱璧的“三希”之一（王献之《中秋帖》墨本）的母本。论传系辈份，可算是「星凤之孙」了。
至此不难看出，宋代书法的鼎盛与丛帖的刊行密不可分，元代赵孟��说：「书法不丧，此帖之泽也。」《淳化阁帖》的刊成才最终确立了王羲之的「书圣」地位，主宰了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。以「二王」为代表的「帖学」，独领中国书法千年风骚，仰赖于丛帖的发履与流播之功。《星凤楼法帖》和《宝晋斋法帖》及其他传世名帖的主体虽然是延续《淳化阁法帖》，却是将千年书法墨迹的精华流散开来，惠及更广大的阶层。自宋初之后及至今的各朝各代，书法大家无数，其书风莫不以「帖学」乃至「二王」占据主导地位。所谓中国书法的正宗，即是中华文明的正统，深入我国民之心，并逐渐演变成为我国主流文化的标杆。
都昌曹氏三代人接力，以三十年光阴，继正统，行传承，弘书学，汇刻中国法书宝典，铸就旷世之功。中国书法繁荣至今，曹氏一门，功不可没。
观时下书法渐成「显学」，学书者临摹各家碑帖，汲取养份精华，可知其中所含传统文化的芳华与精髓、江右先贤的崇文与重道、都昌人的韧性与倔强。然而，就象读书时，少有人问津编教材者为谁一样，「未知先贤」依然是普遍现象。
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任重道远，择正统而行之虽艰，然使命终达。若剑走偏锋，以求速成，必重蹈诸如「争夺西门庆故里、发现孙悟空墓、重建复建XX园」的无知无是之举。「四大名著」固一时之雄，六百间人人称善，两百年来白首红楼。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数千年文明之精华，岂仅做数百年看？中华文化宝典浩如烟海，非止「四书」所能及万一，既如此，关注「黑学」（碑拓、法帖，俗称‘黑老虎’）又何妨？而李可染先生所言「国有颜回而不知，深以为耻」，正可作为复兴传统文化道路上的警语。
因知都昌人好诗，得古风一阙，以作结语。
世人谁识景麟杳，
百年还继红楼貂。
三世同镌无双拓，
千载古南星凤昭。
来源：转载自大江网 》 作者：郑毅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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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11-17 17:00: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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