评论：检察官自我举报，法外干预待破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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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这恐怕不是能常常见到的景象，检察官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实名举报自己，自承是“冤案制造者”。据《南方周末》报道，在这场离奇举报过去一年后，相关案件的再审程序已经启动，而退休检察官孟宪君依然身陷争议之中，甚至一度被上级部门调查。　　一起地方经济纠纷，被安徽省淮北市检察院指定管辖，检察官孟宪君所在基层检察院经法定程序阅卷、提审后认为系普通民事纠纷，不能作为刑事案件处理，并得到检委会“一致认可”。即便如此，为了照顾侦查机关面子，“绝对不起诉”妥协成了“存疑不起诉”，但最终却被淮北分管政法的时任市领导的意见所改变—“无罪也要起诉”。法庭之上，法官询问涉案金额依据，检察官孟宪君以“领导意见”回答，一审被判无罪后又被领导强令抗诉，检察官当庭表示“无抗诉理由”。
　　检察官能当庭戳破案件受到的干扰，着实难得。这样一起一审检察机关拟不起诉的案子，二审以判三缓五收场，当事人虽然免去刑囚之苦，却已成戴罪之身，在检察官自我举报发声之前，当事人在最高法的申诉亦被驳回，通过法定渠道寻求司法救济的路几乎走尽。
　　用北大法学院教授陈兴良的说法，“完全不是一个法律问题，而是一个法外干预的问题。”案件最终走向，依然有赖司法裁量，但这并不妨碍以本案为例，去寻找和剖析“冤案制造者”的谜题。
　　究竟谁是“冤案制造者”，涉事检察官以自我举报的方式推动案件再审，并揭出案件背后的权力阴影。但到目前为止，“时任淮北分管政法的市领导”这一模糊的责任主体，倘若进入错案追责程序，证据获取的难度依然很大。中青报记者曾追访涉事检察长以及多名检委会委员，均推说“年代久远”。这恐怕也是诸多已查明、并获得部分纠正的冤假错案，在涉及责任追究时面临的共同困局。
　　日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，在会议公报中提及“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、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、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”，为各界所关注。而2011年2月，最高法曾出台规定，建立过问案件者将“全程留痕”制度，2013年10月，再次重申“院长、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将全程留痕”。对法外因素干扰、过问案件予以记录，意图非常明显，一来是形成某种震慑，二来通过相关记录便于案件责任追究。但在具体的制度细化与落实中，仍然有非常多的细节可能攸关成败：权力者过问、干预案件，能否被如实记录，不记录会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？记录了相关人员又如何被追责？此前最高法规定中，“全程留痕”的对象为干预案件的相关“文字资料”，会否令更多不留证据、口头传达、言语暗示的干预手段无法(或很难)留下痕迹？
　　厘清权力和权力者等法外因素干预、过问案件审理的逻辑链条，不难发现，之所以以往相关的干预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得逞，核心不在于相关行为被记录与否，而是司法权与其他诸项权力之间，实质上并未建立起强有力的绝缘设计，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人、财、物等诸多方面受制于外力。“不听招呼”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，不是没有惨痛的教训。
　　寻找“冤案制造者”，一则为了注定不可能永远模糊处理的案件追责，让真正操控案件结果的责任人接受法律惩处；二则更在于回溯到权力架构层面的彻底反思与补漏。只有让司法权行使真的依法独立，在司法权与其他权力间激活绝缘设计，司法权不再受制于他人，忠实记录干预司法的行为才能免予恐惧，拒绝法外干预才会拥有底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