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年间，有个人叫汪洙。此人在历史上的名气不是很大，但他九岁能诗，号称汪神童。当时的塾师们将汪洙所赋的三十多首五言绝句汇编诠补成集，题为《神童诗》。《神童诗》中有不少句子，家喻户晓，人皆能诵。如“少小须勤学，文章可立身；满朝朱紫贵，尽是读书人”，再如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；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”等。纵览全诗要旨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开头那句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。
    崇尚读书，热爱学习，当然是件好事，值得倡导。但是，读书高在哪里，为何被看作“惟有”，就值得探究了。《神童诗》所赞扬的读书高，是被朱佩紫、立身朝堂、出将入相、至高无上的高。说白了，就是读书做官，求取功名，日后成为人上人。
    读书做官，作为一条就业途径，本身无可厚非，但若奉为价值取向，就不可取了。应该说，读书的出路包含做官，但不单单是做官。读书求职的路四通八达，做官只是其中一条。但在我国，由于“官本位”的观念由来已久，并固化为主流意识形态，长时期左右着社会各界知人论世的舆论导向。在人才评价上，就习惯于突出官职。翻翻那些古代人物传记，一上来先是年龄、籍贯，然后就是官至何职。当今个人简历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混不上一官半职的，还要注明“相当于”。
    其实，读书人的成就，取决于他在所从事的领域有无建树，有无实绩。考上状元又能怎么样呢？有人曾列出两组名单，一组是历代状元名单，一组是科场失意者名单。人们对那些状元的名字多半陌生，而对那些落榜者的名字却都耳熟能详。比如，李白、杜甫既非进士，也不是翰林，但他们的才名穿越千年，妇孺皆知。
    “官本位”取向不仅影响到人才的评价，而且还影响到人才的使用。有些地方、有些单位，为吸纳人才，留住人才，不惜封官许愿。某地一位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像我们这样的小地方、穷地方，凭什么吸引人才，留住人才？我们只能增加或腾出一些部门副职，让有发展前途的年轻人愿意来，能留下。靠官职之“巢”引“凤”，说到底还是“官本位”思想作祟。
   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，是因为官职与福利待遇乃至社会地位密切相关。官高就意味着身价高、俸禄厚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光靠宣传和提倡是不够的，而是要从用人体制上扭转。引智、留人的措施有多种，无非是职位留人、待遇留人、事业留人、感情留人、文化留人等，但最根本的还是制度留人。对那些确有真才实学的人，应根据其特长，安排到对口的部门，从事对口的业务，有胜任组织领率能力的，经试用和考察，可以委任高管，并通过拨给专项资金，鼓励和支持公共研发和创新。对那些不善于做官的专业人才，与其任以高职，不如在薪酬、奖励、津贴、住房等方面给予优惠，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。唯如此，方可逐步消除“官本位”情结。